第三十六章 物超所值

第三十六章 物超所值 (第2/2页)

该生员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通无以济也。”也就是说，农商必应相互倚赖，农与商虽然职业分工不同，但异业而同心，都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都能够对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明确提出了“‘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建议朝廷不能无视农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不能忽视商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故此，必须在榷税制度上作较大幅度的改革，从整顿榷税制度，肃清巧立名目以增课，减少重复征税，严禁滥肆罚借入手，严申法令，革除积弊，抑平物价，减除中饱，限定税额，才有可能畅通物资‘交’流，保证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促进贸易繁荣。
　　
　　看到这两份策论，使朱厚熜联想到了时务科经济科有两位进士的策论，一是建议朝廷取消商人“市籍”，准许商人自由经商；一是建议朝廷废弛“牙行”包买包卖制度，准许行商按地域设立会馆，自行觅主发卖。
　　
　　所谓“市籍”，指的是凡要在城镇经营工商业的人，必须先到官府登记，取得批准，才可以“占市籍”。如果未获准“占市籍”而擅自经营工商业的，就属于违法，可以按照游民处理，或被驱逐或被拘捕。之所以朝廷要专‘门’立有“市籍”，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控制和限制；另一方面则用以作为对占籍者征调各种繁重差役的依据。一些工商业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必转徙”，不少人因此只好被迫逃籍。
　　
　　而坐地牙商包买包卖，则是行脚商人的一大苦处。行商扬帆载货，将本图利，比之要办理“市籍”，承担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许多自由；但一买一卖，都要受制于牙行，不经牙行，便不能购货，也不能发卖。牙行商人仗着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说，还将自己不得不承受的买办之苦转嫁到外来行商头上，甚至还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来行商，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该生员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险恶、手法之诡异，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结舌：
　　
　　大凡商货初到，牙商照例宰‘鸡’设宴，***演戏，殷勤招待。及至商货到了牙行的货栈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说，还往往压住商货，不觅主发卖，‘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数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将货物脱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个不是把身家‘性’命压在行情涨落之上，被牙行这么一压，好端端的热货便成了冷货，简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说商货跌价，牙行也并无好处，但他们一味招揽，自己做不来也不许行商自行发卖，到了货贱之时，牙行更是压着不发，却照旧要向行商收取客栈租金和俗称“牙用”的佣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经营，哪里受得了牙行这样折腾？只好任由他们摆布，赶紧忍痛将货物低价贱卖了事。说起来，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经营的牙商，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就已经出现，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两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横加盘剥；并对商人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经商要有市籍。种种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绝无可能，更不用说是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只是他并未深入研究过经商之道，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改革，这几份策论虽说都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但结合起来，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整套方案吗？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那两份奏疏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圈，准备等取士完毕之后，将之与经济科两位进士的策论一并‘交’由内阁会同有司仔细研究，通盘考虑，拿出具体可行的章程，对明朝“重农抑商”的现行国策进行改良，至于要旨，也是现成的——“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
　　
　　一次开制科和时务科取士，就解决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根本大计的问题，令朱厚熜感慨万千：看来，明朝并非没有可用之才，而是都埋没于草野之中，这一科取士，真是物超所值啊！
　　
　　海瑞议复井田制的策论并未出现在那八十份优等墨卷之中，这本在朱厚熜预料之中，但想来想去，他还是有些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