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两难选择

第四十六章 两难选择 (第1/2页)

当日亲耳聆听皇上一五一十地将这一条条优惠和防范措施娓娓道来，徐渭不禁感慨万千：大明朝的那些抚民之官，但凡还有一点天理良知，也该能体念皇上这一片仁君爱民之心，谨遵圣谕，治政安民，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当无大碍，故此才放心地和戚继光走了。
　　
　　其实，徐渭却不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嘉靖二十五年虎头蛇尾，甚至事与愿违的惨痛教训，对于推行国策一事，朱厚熜根本没有向他做解说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自信，甚至可以说，他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内阁秉承圣意，拟定的方略和与之配套的各项优惠政策、扶持政策不可谓不完备，甚至引起了朝野内外的诸多非议，认为朝廷对于商人、农夫所施行的种种惠民政策失之过宽，已经违背了在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初衷——
　　
　　其一，稻田改为桑田，不加征赋税，这固然是朝廷抚政爱民之心，但官府无偿借贷粮食，还要贴补一成用以鼓励百姓改种桑田则大可不必，一来朝廷不对百姓加征赋税，从这一头已经得不到任何好处，却还要贴补他们粮食，徒然增加官府开支；二来若是有刁民借贷到了粮食，秋后却不归还，又如之奈何？三来那些稻农借贷了官府的粮食，却仍不改种桑田，又该如之奈何？
　　
　　其二，大明丝绸棉帛原本就在东西两洋和‘蒙’元、西域那边卖得十分好，价钱要比大明国内高出五成以上，商人已经从中牟取了暴利，只要有丝绸，何愁他们不多多地卖给外番四夷？又何必要用什么减免赋税的政策来鼓励他们？多产丝绸棉帛所产生的利润，国家得不到多少好处，大部分都被那些商贾贩夫给吞了……
　　
　　明朝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官员、士子长期埋首书斋，钻研制艺，把八股文章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和晋身之阶，从而养成了不务实学、崇尚空谈的风气。朱厚熜早已是见惯不惊。对于这些非议和诘难，他觉得也不能一概斥之为无稽之谈，不得不一再向朝臣们大讲民为邦本，民富则国富，清平治世应该藏富于民的道理，这才勉强压制住了这股质疑的声‘浪’。
　　
　　朱厚熜的心里更明白，为了推动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他不惜放弃眼前利益，将大量的利润让给了百姓、作坊主和商人；但是，再好的政策，再完备的制度，总要靠人去执行。会不会有不法商人和豪强劣绅认准了这是个大发横财的好机会，勾结官府，借朝廷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名义，大肆兼并百姓的田地，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而大明朝的官员，象海瑞那样极端鄙视物质财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种情况绝对有可能发生！
　　
　　最让他担忧的是浙江，素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田少人多，扯平了两个人才有一亩田，每年上缴的赋税曾占到了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七分之一，为了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要将浙江一半的田地改为桑田，若是再被那些不法商人和豪强劣绅趁机兼并田地，使许多百姓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聚集在那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非但不能解国计之难、民生之苦，反倒会成为致‘乱’之源，迟早会酿成大祸，这就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思前想后犹豫了许多天，又跟吕芳、高拱、张居正等心腹反复商议，最后，朱厚熜不得不放弃了一直以来确定的“以清流匡正人心，用循吏担当国事”的用人原则，接受了高拱的建议，决定起用当初非议新政，或被廷杖罢官，或被贬谪处分的赵鼎、齐汉生和赵贞吉等人出任江南财赋重地、亦是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关键地区浙江省杭州和南直隶苏州、松江三地的知府——这些人都是理学心学后起一辈中的名臣，虽说不见得会从心底里赞同新政诸多政策举措，推行国策或许也不是很积极，但他们至少能遵从圣贤教诲，本着一颗爱民之心，秉公持正，不会与不法商人和豪强劣绅沆瀣一气、上下其手，虐民而‘肥’！
　　
　　至于他们未有在地方任职的经验，不熟悉地方政务的问题，高拱有句话说得好：“人徒曰用贤才，而不知贤才必培养于先，候其成而用之，乃可济天下之务。”这句话固然是出于对自己两位同年的褒美，却与朱厚熜一直强调的“国朝用士、育才为先”的用人宗旨一脉相承。不锻炼，就永远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始终难以独当一面，眼下正是一个机会，就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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