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两相献策

第七章 两相献策 (第2/2页)

严嵩说：“依老臣之愚见，苏松缙绅豪强之家兼并百姓田地，不过是为了牟取厚利，其弊之根源在于官田民田税率不均，他们便能凭借着权势，将官田充为民田据为己有，将官田之重税转嫁到百姓头上。清丈田亩，并循前朝‘扒平官民田科则’之旧例，对官田民田实行均粮均赋。一来那些被迫将官田出卖给大户的百姓可以不必再受重税之苦；二来土豪劣绅所占田亩越多，承担的赋税也就越重，亦可稍遏制豪强兼并百姓土地之势。”
　　
　　朱厚熜知道，所谓官田，是原则上属于国有，租给百姓佃种的那一部分土地，赋税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民田。官府对官田的管理只重收取赋税，并不关心由谁耕种，因此耕种官田者事实上几乎等于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转租，以致出现百姓将官田充作民田卖给大户，自己承担重税的现象。而且，官田频繁转手，田籍‘混’‘乱’，导致赋税大量拖欠。因此，从正统年间而始，历代朝廷不得不逐步进行改革，在不减少田赋总额的前提下，将官田重税的一部分转移到当地民田上面，减轻租种官田的百姓的负担，是为严嵩所说的“扒平官民田科则”。这么做，固然可以缓解无地或是少地百姓的负担，却不免加重了民田的负担，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能否承受？
　　
　　沉‘吟’了一会儿，朱厚熜说：“我大明开国之初，官田主要集中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尤其是苏松两府，民田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如今几乎已经全部被大户所占有，平均田赋对百姓影响不大。但嘉靖二十四年朝廷平定江南叛‘乱’之后，又抄没了许多参与谋逆的官员士绅的田地，分给百姓耕种，日后若是一概丈田均粮，就不免加重了那些还勉强保有自己一点土地的小田主、自耕农的负担。所以，丈田均粮要定下一条规矩：凡占地在百亩之下的小田主、自耕农，不必加赋；所欠数额，由那些大户分摊。甚或可以采用累进税制，核定标准，占有田地越多，所应承担的赋税越重，以此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那些占有大量田地的人大都是乡官士绅，无论是朝廷时下实行的对他们以半额起课征税的官绅一体纳粮之法，还是日后按夏阁老的奏议实行定额优免之制，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优待恩恤，多加的这么一点田赋，也算是他们上体国难，下舒民困。朕以为，但凡忠君爱国之士，是不会跟国家斤斤计较这么一点钱粮的。”
　　
　　说到这里，朱厚熜略微停顿了一下，冷笑着说：“至于那些贪婪成‘性’、重利忘义之人，若是因此而心怀不忿，做出对抗朝廷之事，那也由得他。大不了再闹出嘉靖二十三年的‘乱’子，张老公帅虽说年事已高，但还能吃得下一斗米，拉得开十石弓，想必还能再度挂帅出征，饮马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