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不了了之的“科考”制

第十章 不了了之的“科考”制 (第1/2页)

于几问几答之间，王翊便将“科考”之法的大致特点阐述清楚，等待众人讨论。
　　
　　王翊但闻得薛综小声嘀咕了几句“离经叛道”之类的反对之辞，其余的声音，便都淹没在众人热烈的讨论之中了，而对这激烈的讨论，刘备自然也乐见——思想的火花，出自激烈的碰撞，而不是缓慢的摩擦。
　　
　　在王翊看来，一个政权能否治理好国家，上层决策者的英明与否固然重要，而中下层执行者的素质和执行力也同样关键。纵观本朝桓帝、灵帝执政时的诸般举措，虽然多有享乐之举，但在大政方针上并无绝对的错误，本朝局势糜烂至此，桓灵二帝固然要负极大的责任，但逐渐朽坏而难以控制的官吏阶层才是责任最大的肇事者。
　　
　　唯有通过公正合理的考试，建立起一支强大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才能避免新政权之中的官僚阶层再度飞快腐朽——这当然是作为君主的刘备所需要知道的，但时机尚不成熟。
　　
　　刘备轻轻咳嗽了两声，示意众人安静下来，道：“典农所进‘科考’选才之法，吾以为颇为有理，诸君以为何如？”刘备这两句话虽然简单，却很有深意。
　　
　　若他只是想征询众人的意见，便决然不会先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他既然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便是要众人支持他的立场了。然而刘备先前的话却又表明刘备对王翊的“科考”之法并非完全赞同，这样一来，刘备的态度，就很耐人寻味了。
　　
　　然而且不说座中众人皆非阿附之辈，便是“科考”之法本身，也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刘备不可能从大多数人那里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这就令刘备很不高兴，而他不高兴的原因，不仅仅是自己看好的政策没有得到群下的一致认同——刘备想起了自己的家世，想起了自己起兵十年来的奋斗。
　　
　　刘备的家世很是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没落的贵族后代，然而因为世代仕官于州郡，便又有了仕宦子弟的色彩，一言以蔽之，即是“贫而且贵”。故而刘备自视甚高的同时又颇为自卑，当孔融派太史慈求救于他的时候，他才会惊讶地说出“孔文举也知道天下还有个刘备吗”这样的话来。
　　
　　他起兵十年来，虽然礼贤下士，除暴安民，然而因为出身甚低，自然便无法融入士人的行列，仕途极其不顺。故而刘备在心中对旧日实行的察举制并不赞同，若大汉能够唯才是举，刘备也不用蹉跎十年了。
　　
　　所以按照刘备内心的想法，当然是非常想要实行这个制度的，甚至在他看来，所有的官吏的选拔，都应该按照这个制度来办理，这样才能做到尽可能公平公正。但是他又深知旧势力之强大，绝非寥寥几个掌权者便能动摇的，所以他也认为，王翊的办法有些冒进了。
　　
　　真是矛盾啊。
　　
　　然而薛综说王翊提出的“科考”之法“离经叛道”，也绝不是没有道理的指责。王翊主张但凡无大恶之人皆可参加科考，然而在两汉之时，商贾、工匠、恶少年、赘婿、逋亡人等，社会地位很低，正常情况下没有做官的可能。王翊的新法，却要将这些人与士人一同进行考察，阻力之大，不言而喻。
　　
　　刘备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把目光投向王翊。
　　
　　王翊笑道：“诸公以为此法不可行，无非以为这几类人地位卑下，见识浅陋，不能与诸位相比，诸君如此作想，实乃大谬！”
　　
　　不待有人反驳，王翊朝天拱了拱手，道：“翊听说，人的出身和遭遇，不取决于本人的努力；人的才华，也不是上天授予。商贾的儿子一开始是商贾，工匠的儿子一开始是工匠，奴隶的儿子生来还是奴隶，这是上天给他们安排的出身，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有的贤能之人，因为自身的不幸，而沦为奴隶、工匠、商贾，这难道能说明这些人因为成为了商贾、奴隶和工匠，就失去了原本的才能了吗？”
　　
　　顿了顿，王翊接着道：“这些商人、工匠、徒隶、恶少，确实大多粗鄙无文，没有见识，然而这些人当中，就没有一二可用之才吗？伊尹被商汤从疱人中提拔为宰相，傅说被武丁从徒隶之中举拔为相国，百里奚被穆公从奴隶任命为大夫，太公望在潦倒之时也曾经商谋生，他们都是出身寒微，却才堪辅国的贤人。像以上四位这样的大才百年一见，然而等而下之者，绝不在少数。当今之世，百姓受到的教化超过上古之时，君王求贤的愿望却远远不如汤、武、文、穆，由此可见，在野之贤必定十倍于古时。然而这些贤才却因为家世寒微，没有进见的门路，得不到任用，蹉跎于衣食之事，这难道不是为政者最大的过失吗？”
　　
　　一番论证，王翊乘热打铁，道：“当今世道纷乱，手握重兵的人各自占据州郡，帝王的权柄被权臣所把持，神州大地四分五裂，与周朝末年一般无二。军阀们互相攻劫，想要吞并对方的土地，获得对方的人口，扩大自己的权势，增加自己的财富。在这样的世道之下，不能兼并他人，便会被他人所兼并，不能保全自己，便会被别人所杀死，这是关乎于生死存亡的事情，难道还不足以引起诸君的重视吗？乱世争衡，不存则亡，只有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同心戮力，才能越战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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