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明史
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明史 (第1/2页)谈谈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仇袁人士为污蔑袁崇焕而曲解、利用《明史》的问题
-南乡子-
“仇袁人士”认为《明史》是满清编纂的伪史，断定袁崇焕被怨杀是满清编造出来的谎言；断定袁崇焕杀害了“民族英雄”毛文龙，解除了对後金的威胁，让後金能全力进攻北京；声称袁崇焕就是该杀，杀得好。更有甚者，则说袁崇焕不是抗清民族英雄而是通敌谋反、残害忠良的秦桧似的民族叛徒。这些“仇袁人士”断定《明史》是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目的是让汉人痛恨崇祯帝滥杀无辜忠良，继而痛恨明朝，拥护满清。然而，只要阅读过《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明史》并非如这些“仇袁人士”所言的那样，“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反而还捧毛文龙贬袁崇焕之意。
一、《明史》的捧毛贬袁
《明史/袁崇焕（附毛文龙）传》把毛文龙描绘成了积极攻杀後金，骚扰、牵制後金，还有“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的智慧，让“滿清”深恶痛疾，急欲除之的大明英雄：“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滿清镇江守将，……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滿清国东偏，……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七年正月，滿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时滿清恶文龙蹑後。”这就为《明史》诱导人们相信「正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才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因此袁崇焕是妄杀了毛文龙，毛文龙是含冤而死，所以大明才会将“专戮大帅”作为处死袁崇焕的罪名之一」而铺下了道路。《明史》的描述，与诋毁袁崇焕吹捧毛文龙的“仇袁人士”的很相似。当然，《明史》同时也不忘记吹嘘一番後金的“神勇”。
《明史》对袁崇焕却是贬低的。且这种贬低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从人格、智慧到才能的贬低。《明史》编纂者或用形容词、用个人主观认识等方式把不相干的事实变成有因果关系；或用含糊其辞的方式编造事实；或巧妙地让人们将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误以为是事实。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相信了这种贬低。这说明这种贬低方法是很有杀伤力的。“仇袁人士”一方面说《明史》是伪书因此不可信，一方面却相信了这种贬低，并以此作为袁崇焕如何如何的根据。
《明史/袁崇焕传》云：“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这就把袁崇焕与满桂的不和归罪於袁崇焕因解围而“志渐骄”。姑且不论《明史》编纂者说袁“志渐骄”的根据何在，可“志渐骄”怎麽就一定会导致“与桂不协”，而且还是与满桂关系不好的唯一原因呢？
更为恶劣的是，《明史》编纂者把袁崇焕请皇上将满桂移到其它镇的原因，说成是袁崇焕与满桂关系不好，而且这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袁崇焕居功自傲！这就是在暗示人们：袁崇焕不但是一个居功自傲、将功劳据为己有，因此与他人关系不好，还是一个因私人关系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将，私心大於公德，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的心胸狭隘之人。这就为诱导人们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不顾全局，是出於个人好恶或私心的“妄杀”，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才导致後金大举奔袭北京铺了路」增加了一条让人信服的“证据”，尽管这“证据”原来不过是《明史》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
《明史》在记述袁崇焕杀毛文龙及其影响时，更加发挥了这种贬低手法。
《明史/袁崇焕传》曰：“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把袁崇焕丑化成一上任，不去想办法对付大明的敌人，不去收复失地，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小人。这与“仇袁人士”的说法颇为一致。
可事实正好相反。袁崇焕一上任，想的是如何收复失地。这有他向崇祯帝提出“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的复辽之计为证。袁崇焕一上任，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线，系关大明安危的军事要镇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整顿关宁兵马；就是整饬军纪，安抚将士，设法提高将士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就是依法治边，统一建制军令，结束各自为阵、互相牵制内斗，以至於屡遭惨败的混乱局面；就是加强防御、以守为攻。
钱龙锡还证实袁崇焕说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说明袁崇焕并未“欲诛毛文龙”而是有用毛之心。只要毛文龙服从朝廷命令，听从统一指挥，不但不杀，反而还继续重用。且若用毛文龙，还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
事实也是如此。毛文龙到袁崇焕的驻地宁远去做礼节性拜会时，正是最容易杀毛文龙的时机，但袁崇焕没有这样做。有人认为这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如樊树志的《崇祯传》），可凭什麽就能保证那些认毛文龙为父，连祖宗姓都改成“毛”的亲信们，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父亲”被杀，反而不会愤怒，反而不会激起事变，反而不会负隅顽抗呢？何况袁崇焕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当着他们的面杀他们的“父”呢。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采取过诸如严格实行海禁的手段，试图从物质上控制毛文龙而引起了毛文龙的极大不满。毛文龙还向崇祯帝指责袁崇焕“实在是文臣误国”。从毛文龙给崇祯帝的上疏中的“诸臣都筹划除掉臣，却不筹划消灭满奴，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为报私忿不惜操戈矛于同室”可知毛文龙甚至已经有了可能被杀的预感。因此毛文龙当然不会不警惕袁崇焕。因此，袁崇焕深入毛文龙的地盘去杀毛文龙，不但很难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保证，弄不好被杀的不是毛文龙而是自己。再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後，既没有解散毛文龙的私人军队，也没有派自己的军队进驻。那麽毛的亲信同样也可以在袁崇焕离开後“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另外，袁崇焕即使到了毛文龙的驻地，也没有非杀毛文龙不可之心。袁崇焕是在与毛文龙谈了三天，还让其亲信部下劝他，但都被毛文龙拒绝之後，才杀他的。因此，若毛文龙不拒绝袁崇焕的劝告，那袁崇焕就不会杀他。所以，“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即“袁崇焕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说法违背事实。
《明史/袁崇焕转》又云：“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这就很主观地认为正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後金兵数十万才得以分道进攻大明。并以此指责是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至是自己又被崇祯帝误杀。
《明史》编纂者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与捧毛贬袁的“仇袁人士”的“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将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赠与了後金，袁崇焕是挑起内斗、让满清渔翁得利、火中取栗的极为恶劣的祸首，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袁崇焕不但该杀，就是杀几次都不算冤枉，袁崇焕死有余辜”之类的观点很相似。可惜这些不但都是马後炮，不但都是没有具体证据佐证的主观推测，而且还与事实不符。
二、“袁杀毛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实乃谎言
袁崇焕杀毛文龙，与所谓的“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首先，袁崇焕斩毛文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东江牵制满虏的战略作用，不等於他就放弃了东江以便为满虏解除这一牵制。袁崇焕不但没有像一些大臣那样认为牵制无效而撤销东江建制，反而很重视东江在牵制满虏上所起的战略作用。袁崇焕杀毛文龙後，就与其他将领一道，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统一军令建制，加强行军纪律，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试图结束从前那种“经抚不和”互相牵制，导致军心民心涣散，最终惨败於後金，指挥官自身也因此身首异处的局面。
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一人，认为其他人无罪而不予追究。连毛文龙之子、副总兵毛承祚都没杀，还继续委毛承祚以重任。袁崇焕也没有解散毛文龙的部队，更没有撤销东江建制。袁崇焕将东江兵分成四协，分别由毛承祚、副将陈继盛、旗鼓徐敷奏、降将游击刘兴祚领导。“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由陈继盛暂管东江事务，“俟各协中有立功的，即将毛帅所掌印题授。”袁崇焕还极力安抚毛文龙部下：对东江的1800名兵士，各赏银三两，还将所带来的十万两，给赏其余在岛兵。对毛姓兵丁，悉听复其旧姓任祖归宗，有才可用的，依旧委用。并分差各官，前往安抚各岛军民。又分付毛帅尸首，着他亲人自备上好棺木收敛。“尽管毛文龙部属”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但还是向皇上建言不宜撤换将帅，而是让毛文龙部下陈继盛统领。袁崇焕仍不放心，唯恐毛文龙部下不满生变，而增饷银至十八万给东江兵，尽管东江”兵不能二万“。後来考虑到”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又请求崇祯帝将”岁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後东江兵员减少，可袁崇焕不但不减少饷银，反而还请求崇祯帝将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
以上事实还说明，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崇祯帝，还是其他臣将，并不认为没有毛文龙的东江兵起不到牵制後金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投入那麽多钱粮了。既然包括最前线的指挥官以及皇上都这样认为，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不这样认为，除非有一种後金比汉人聪明、更有先见之明的偏见。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就有不少与毛文龙同时代的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且拥有毛家军，又悬师海上、等於是处於独立状态，朝廷鞭长莫及，并还手握皇帝的尚方宝剑的时候，甚至在毛文龙投附如日中天的阉党，有阉党作强力後盾的时候（——>袁崇焕之死，正与阉党余孽以及得到其支持的毛文龙同乡温可仁的的试图翻案、疯狂报复有关），就有不少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登莱巡抚陶朗先为贯彻袁崇焕的前任，同样被皇上下令杀害的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的灭後金战略，从後面牵制後金，并伺机反攻、收复辽阳，“仅三个月，组成水陆师三万，集马万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可陶朗先就说毛文龙“其在镇江者，兵单将寡，倘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章制之势，而徒启贼人防备南路之谋，致殄四卫归附之众。”
兵科右给事中薛国观也指出：“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工科给事中潘士闻甚至指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兵科给事中李迂知也说：“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杨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发之早，不得不应，又不能卒应，损威招衅至此。”
工科给事中潘士闻甚至指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山东总兵杨国栋在其疏劾毛文龙时所列的十大罪状中的第一、第二条就是“一、专阃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二、设毛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觅，牵制安在？”
紧邻毛文龙、且掩护过毛文龙免於後金捕杀的，效忠大明、起过牵制後金作用的朝鲜，也有类似证言。朝鲜备边司议证实：“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能发一支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亲自去过毛文龙营地的柳公亮向朝鲜国王李倧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李景稷亦云“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李朝实录》记载毛文龙“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即使是後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以上转引自《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一文所引用之史料）
[B]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文龙酿成了奇祸[/B]：“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倒是投靠阉党的王化贞极力捧毛文龙，把毛文龙通过不服从统一调令，打乱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以恢复失地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取得的偶然胜利——镇江之捷，说成是“发踪奇功”。
不仅有关於毛文龙实力能力不足以牵制敌人，且只想割据一方，安享富贵，以及畏敌如虎、东躲西藏的指责。还有对毛文龙拥兵自重，骄横跋扈，滥杀无辜，谎报战果、欺骗朝廷等的指责。
当时的朝论也因此表现了对毛文龙的厌恶：“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後，从岛中收招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夏允彝著：《幸存录》）
连崇祯帝也指责“岛帅毛文龙悬师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行。”这些指责虽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後，但这些与诸如“通虏谋反”之类的、秘密的、没几人知道的罪名不同，都是公开的、因而大家能看得到的事情。比方说，倘若毛文龙真有过牵制满虏之事实，真没有“剿降献捷，欺诳朝廷”等逆行，那麽在毛文龙还活着的时候，朝野肯定都知道。别说崇祯帝不是弱智，就算是弱智，恐怕也不可能编造这种低级的谎言而让天下人笑话“父君”。明朝是一个极力推崇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教，且皇帝拥有很大独裁权力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朝代。若皇帝欲致人於死，找个罪名并非难事。崇祯帝要真想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开脱责任的话，完全可以捏造其他罪名。
有些大臣因此还提出了撤销东江一镇（按某些“仇袁人士”的说法，这才是卖国贼）。例如兵部尚书阎鸣泰就以牵制後金“终属虚着”为由提出移镇的动议；如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
既然大明一方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把毛文龙统领的部队看作是有能力妨碍其大举进攻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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