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
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 (第1/2页)[usstｅdu]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回****大佬对袁崇焕的总结[博客帖]
在我通过几篇文章指出****大佬篡改史料制造伪证的情况下，酷爱“引经据典”的****大佬很聪明的改变作战风格了。只扣帽子，不摆证据，这的确是伪证被一再拆穿无以应对时的好方法。那么，既然他开始不摆证据凭空造谣，我就用真凭实据来拆穿他的谎言吧。需要注意的是，****大佬这里总结的袁崇焕的“失误”，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已经被我拆穿的伪证而来的。在一再回避我的“30问”和“13问”的同时，他却又四处抛售这些根据伪证而来的错误结论，可见，****大佬在失去了售卖伪证这个看家法宝后，只能用无数遍信口雌黄的重复谎言来制造视觉疲劳了。只是，谎言即使重复了一千遍，难道就会变成真理吗？
他主要的负作用是改变了1628年关外的有利形势，袁大人出关以前，后金由于饥荒而没有粮食吃，窘迫得向朝鲜要粮食，恳求王之臣和毛文龙谈判都遭拒绝，攻不破关宁防线，又因为有毛帅的牵制而不能绕道蒙古，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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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后，朝鲜输入后金的物资“主要以布匹、纸张、皮货为大宗，朝鲜土产、药材、杂物等次之”（摘自《“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此处结论的依据是对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9这段时间内《朝鲜仁祖实录》和《承政院日记》的统计。在朝鲜的史料记载中，除了丁卯之役那次进贡的二千石粮食之外，直到1639年之前，所有的进贡清单和交易清单里都没有粮食这一项。
2、可以肯定的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来书”的前五封肯定是书写于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即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毛文龙与后金私自谈和。
3、崇祯元年九月，后金与喀喇沁联军在兴安岭一带打大败察哈尔，毛文龙丝毫没有牵制。此时袁崇焕刚到任一月，宁远兵变刚平息。该负牵制之责的毛文龙毫无动作，祖大寿却在黄泥洼取得了一次小胜。此战也是喀喇沁部从明朝“肉边墙”开始逐渐投靠后金的开端。
4、此处****大佬用词很巧妙，1628年5月，王之臣弃守锦州防线，因此****大佬在这里说后金“攻不破关宁防线”。但是实际上，后金对山海关宁远都没有攻击行动，何来攻不破？
可袁大人出关后，不仅杀毛帅毁东江，私下议和又卖粮食，让后金安然绕道蒙古，使“关宁防线”报废了，从此关内再无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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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杀毛文龙仅一人，未及东江余部，袁崇焕指定的东江继任人为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陈继盛。东江镇抗金直至袁崇焕死后七年，战至仅逃生六七人，何来毁东江？
2、袁崇焕在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奏对时，就说“守为正着，和为旁着，战为奇着”，崇祯的回答是：“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崇祯长编》）“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何来私下议和？
3、卖粮食是卖给蒙古喀喇沁部而不是后金，喀喇沁就是朵颜三卫，又称朵颜三十六家，其含义就是三十六个部落，根本不是****大佬所说的一个部落。崇祯初年，喀喇沁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其实就在天启年间，喀喇沁还是明朝比较忠实的盟友，宁远大战后，就是这些部落主动追击了努尔哈赤的败军。但是到了天启七年秋冬之际，漠南蒙古（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最大的部落察哈尔与喀喇沁等部开战，结果是喀喇沁惨败。对于这种形势，自顾不暇的明朝是无力也无心帮助的的，喀喇沁只能求助于后金。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沁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沁终于和后金开始有了共同利益。同样是九月，喀喇沁又接受了明朝的封赏，这些明清夹缝中的蒙古部落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生活。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定旗分，这也就是****大佬说“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一个证据。但事实上，这个是皇太极的单方面命令，喀喇沁等蒙古部落实际上仍旧是阳奉阴违，在明清之间摇摆，各部落自行其事。史学界公认的喀喇沁真正降清，实际上是崇祯八年的事情，直到这一年，喀喇沁才接受后金定的旗分，分为喀喇沁左翼和喀喇沁右翼。第一任喀喇沁左翼的旗主，就是袁崇焕资敌问题中的主角“束不的部”的酋长。也就是崇祯二年正月，喀喇沁部分部落因为饥荒抢劫明朝边镇，二月，崇祯遣人责问，喀喇沁申诉无粮过冬实为无奈。三月，喀喇沁请求袁崇焕卖米给他们渡过饥荒，崇祯听闻了喀喇沁买米其实是为后金代购的传言，因此下旨袁崇焕停止开市。袁崇焕上奏说明原委，崇祯回复只允许计口卖粮。唯一能“证明”袁崇焕存在卖米资敌的证据是《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的陈仁锡出使辽东一事，两书对此事的记载基本如出一辙，考察成书背景，后者应当是源自前者。此事原文为：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首先来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单从这里看，似乎是袁崇焕在宁锦谎报敌情，但是查诸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根本没有如此惊人的消息。何况，明清之间自有战争以来，明朝所有的奏报中，最多也只是丁卯之役时李嵩报告的十万。而袁崇焕的敌情汇报中，最多不过六万。怎么会冒名奇妙冒出来一个十五万呢？因此，这个十五万攻宁远的军情，最大可能是来自于民间流言。
然后再来看后面这句，“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插汉就是前面说的漠南蒙古的最大部落察哈尔。自天启七年起，喀喇沁已经和察哈尔势不两立，怎么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陈仁锡这个情报从何而来？下文说明，“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居然能说出束不的“阳仇插汉，其实昵之”的情报，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而后金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和亲是其拉拢各部落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完全代表两者坚定的同盟关系。再下面的一句我就不整句再重复了，但是此句中的“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也是经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截取出来，以此来说后金人直接跑到袁崇焕的市场上买米。实际上，这里的记载只是写束不的部“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而四百“建州哨”只是说在束不的部内，没有说在开市的人群里。
后面的“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依旧是基于束不的与察哈尔“其实昵之”的荒唐前提。而最后一句“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依旧存在谎报，“四汗”就是皇太极，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哪里攻打过宁远？
通观这两个武进士的报告，错落百出，最关键的错误就在于连束不的和察哈尔的关系都搞不清。其实，仔细分析这段记载的话，不难看出，这两个糊涂的武进士是把所有异族都看成一伙的。一边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武断，一边又是请求“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的贪功……
为什么袁崇焕要坚持卖米？细读袁崇焕的奏折，理由很清楚。不卖米喀喇沁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卖米则可以稍为笼络。在明朝应付一个后金都尚嫌吃力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坚决把喀喇沁推向敌人吗？“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
束不的部于八月与后金结盟。这个结果的确说明袁崇焕的招抚政策失败，但是并不能代表三月袁崇焕的开市是错误的。因为其一这是为了减少敌人而应该做的努力。其二崇祯已经指令计口卖粮的情况下基本不存在资敌的可能，除非束不的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留给后金，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束不的确定与后金合作是八月的事，三月计口买来的米难道还能吃到八月吗？事实上，明末辽东每年收成的时间是六月，袁崇焕计口卖粮只可能供给束不的“不满万”的人口到六月的口粮。皇太极之所以六月“议伐明”，并令蒙古各部“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正是因为后金也已经得到了新的一年的收成，可以有军粮准备军事行动了。
4、后金是安然绕道蒙古吗？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后金每牛录的甲兵数是六十人，因此皇太极带随入口的兵力只是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到。为何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5、皇太极入口就等于宁锦防线报废了吗？恰好相反，当满清用事实证明了他已经具有戏弄整个明朝的实力后，唯有宁锦防线才使得他不敢深入中原太远太久，因为始终有一只他啃不下的铁骑威胁着他的大本营。而当崇祯十七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被满清占据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席卷整个中原。
他这些错误里许多都是无法弥补的，比如东江镇，在他任命的一帮当了二十几年汉奸，投诚不过一年的人把持东江要职以后，这些人又重新投降了后金，最后兵变夺取了实权，后来有叛乱，并积极策反，所以东江被搞瘫痪了不说，连山东也叛乱，满清四个异姓王有三个出自这里，还有一个是袁大人手下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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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无数次指出****大佬故意混淆刘氏兄弟的忠奸区别后，他始终仍是要一如既往的把刘氏兄弟都打成汉奸。无它，篡改这段历史以求抹黑袁崇焕而已。
刘兴柞兄弟七人，初时的确从事于后金，刘兴柞更是被努尔哈赤收为女婿。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刘兴柞诈死逃到明朝，其余兄弟也随后从后金潜返明朝，成为东江将领。不可否认，刘氏兄弟是做过汉奸，时间虽然不是****大佬信口雌黄的二十多年，而是十年左右，但这也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可是，刘氏兄弟归明后的作为如何呢？七兄弟里事迹最著名的有刘兴柞、刘兴基、刘兴治，分别排行老二、老三、老五。袁崇焕在皮岛杀了毛文龙后，重编东江军为四协，任命刘兴柞为其中一协的统领。不久以后又将四协改为二协，刘兴柞仍旧担任其中一协的统领。需要指出的是，两次整编中，另有一位陈继盛也始终是协领一职。而且直到袁崇焕入狱，东江的最高负责人都是陈继盛，刘兴柞需要服从他的指挥。而陈继盛的身份则是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袁崇焕如此任命，显然是为了东江的军心安定。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接任辽事，将刘兴柞调到了宁远，刘兴柞在皮岛的协领一职就由刘兴治接任。此后，刘兴柞运用自己熟知后金军中口令旗号的特长，取得了一次小规模战事的胜利，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但是在接着的一场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刘兴柞误中流矢，阵亡在抗清第一线。此时，在皮岛的刘兴治也取得了一次获胜的战绩。但是之后在刘兴柞的祭奠仪式上，刘兴治以刘兴柞身后待遇不公为理由发动兵变，杀了皮岛总指挥陈继盛和其属下一批军官。兵变发生后，孙承宗派遣副总兵周文郁赴皮岛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朝廷妥协，刘兴治领皮岛兵事。之后，刘兴治又在一次战斗中小挫清军。但是几个月后，刘兴治再起叛乱，这一次的目的却是为了降清，此次叛乱中，刚被调回皮岛的刘兴基坚决反对，结果被刘兴治绑了起来毒打。刘兴治第二次皮岛叛乱的结果是，被旅顺派出的明军厘平。
通过以上简单叙述的历史，可以知道，刘氏兄弟虽然曾经做过汉奸，但是归明以后，至少刘兴柞和刘兴基是始终忠于明室的。而刘兴治在第二次叛乱前，也还没有投敌的想法。袁崇焕生前，重用的正是刘兴柞和刘兴基，前者为皮岛协领，后者被袁崇焕带在宁远随军。刘氏兄弟其余几位包括刘兴治在内，在袁崇焕掌辽之时，根本没有被赋予什么“要职”。而****大佬却罔故事实，将刘氏七兄弟都称为汉奸，并把孙承宗任内的刘兴治得势叛乱也栽赃到袁崇焕头上，实质依旧是利用一般人不清楚这段事迹，肆意篡改历史抹黑袁崇焕。
2、再来说说满清四个异姓王的“三个”。明军厘平刘兴治的第二次叛乱后，朝廷任命了原旅顺守将黄龙担任新一任东江总兵。黄龙在清理叛乱余党的时候，牵涉到了耿精忠（因为其弟参与叛乱），耿精忠因此与孔有德一起私逃到了登莱孙元化标下。本来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孔有德被派去增援宁锦，路上却因缺饷强抢富户而兵变。由此，孔有德一路杀回登莱，耿精忠也随后叛变合流。孔耿此次叛乱被宁锦调来的辽东军杀败，两人带残部走水路投奔后金，却被黄龙与尚可喜在海路上狠狠的劫杀了一番。两年后，已经降清的孔耿又劝降了尚可喜，“山东三矿徒”就此都成为了汉奸。这一段历史比刘氏兄弟的更清楚，这三人叛变完全是自身原因，和毛文龙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大明朝亏待了他们。非要说的话，顶多只能说黄龙清理叛乱时打击面可能太大。但是，推荐黄龙为东江总兵的是孙元化，此时的蓟辽督师也已经是孙承宗。一句话，与袁崇焕全无关系。
3、吴三桂，袁崇焕死的时候他根本还没从军。
他耗费的银子砸进了锦州这个巨坑很难恢复，当锦州被修成了鸡肋后又是很难放弃的，最终明朝最后的家底“八总兵十三万人”被人家“围点打援”了，这些也是无法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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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崇焕耗费的银子很多吗？
《崇祯长编》卷15：“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这是崇祯元年八月时山海关镇和辽东镇领取折色的计算数字，其中关内兵就是山海关驻军，关外兵就是宁锦驻军。从这条记载来看，两镇共有兵133，685人，3个月的饷银是693600两，平均每人的额定年饷是20.75两，每万人就是20.75万两。明末规定的募军额饷为每月银一两五钱，即一年18两。为何关宁军的数字略高呢？毛文龙《不平者五事》奏，内中提到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崇祯长编》卷2.内丁就是家丁，这也是明末军制的一种，即将领的亲兵，待遇略高于普遍士兵平均到全体士兵，总的饷银标准自然就达到了每人20.75两。因此关，宁军的标准完全符合规章制度，袁崇焕何尝多要？不过明末全国财力枯竭，军队普遍欠饷，兵部优先保证关宁的饷粮罢了。即使是如此，崇祯元年七月宁远依旧欠饷四月，导致兵变，至八月袁崇焕上任，凭个人威信平定了叛乱。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这里的四百八十万就是总计，包括本色（粮）和折色（银）。在毛文龙的东江塘报里，也多次提到东江的年饷是四十万，其中就是包括了二十万本色和二十折色。前面已经说过，每名士兵的平均年饷折色约为20两，因此十五万三千士兵的年饷折色就是大约300万，以剩余军饷都为本色计，余下180万就应当是本色。网上经常有人说的180万石粮食（或者180万本色）很可能就是如此而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包含在480万的总数里了，却往往被人把它拉了出来再算一遍。
但是，180万本色这个数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草率的把480万的总数减去折色300万算出来的。按照毛文龙说的关宁军标准，15.3万军队每年发的本色应当是91.8万，而如果精确计算人均年饷20.75两的15.3万军队的总年饷，应当是317.5万两。这样，480万的总数除了15.3万军队额定的410万之外，还有70万的数字似乎是多发的。
这70万是什么钱呢？明末除了正常的军饷外，首先，还有打胜仗后的赏功银，比方袁崇焕刚到辽东上任时，锦州的祖大寿就带军打了一场黄泥洼小胜，这就是该发钱赏功的；其次，还有购买军马、督造器械的专款；此外，还有临时增发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发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发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发。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0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0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发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15.3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发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0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0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0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00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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