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的沟与壑
信史的沟与壑 (第1/2页)从道德一词的瘦身说起
按旧说法，书分四类，“经、史、子、集”。以前的读书人主要读经史，经史是课本，子集是辅助教材，是课外读物。经史也有分别，经是基础讲义，史是专业课程，先习人事，再练世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指的就是这层意思。经是常道，世事变迁，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且会持久鲜亮。读经就是卫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读史是找德，德是什么？“德者得也”，行到有功便是德。“天之大德曰生”，繁衍后代是最大的德行。但德也是有局限的，比如那个“好”字的结构，女有子为好，妇人得了儿子才是好。还有明人陈眉公的那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德的旧观念。笼统地说，德是高尚行为的结果，在一个朝代里，哪些行为是高尚的？哪些行为是卑劣的？不是这个朝代里的人可以定论的，有权有势也不行，皇帝说了也不算，这就是史的价值所在。道和德这两个字最初是分开来讲的，不是一个词。到了唐朝，因为一部书，才把这两个字黏合在一起，唐朝尊崇道教，把《老子》一书奉为《道德经》，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达到顶峰。李隆基是很会恋爱的皇帝，也很智慧地热爱老子，他把《道德经》视为自己的“红宝书”，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根基，不仅随身读，还御笔注疏。他的智慧之处在“取之于真，不崇其教”。他喜欢老子的三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为所欲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李隆基一度是有为的贤明皇帝，他创造了“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百姓殷实富足。但到了晚年，又背离了老子这三句话，才有“安史之乱”暴发，强大的唐朝由此走向下坡路，渐行渐衰。
道德一词进入现代汉语，被彻底瘦身了，专门指人的修养，传统文化里的有机成分被拧干，仅剩下一个皱巴巴的皮囊，除了一点点液体，什么也装不进去了。
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这是圣人的譬喻，“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我琢磨出这么几层意思。
一、当时是小国政治年代，叫诸侯国，只是比今天的县稍宽敞些，人口也稀疏。据行家估算，当时全国仅二千万人口，比今天的台湾人口还要少四分之一。但是国家数量多，西周时期最多将近八百个，仅山东境内就有四十多个，周室东迁后，《左传》有记载的仍超过一百二十个。小国寡民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过日子，如危地里的庄稼，春种秋收，得一茬是一茬，说不出可持续发展的松心话。如果当年也是今天的一统天下，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凭孔圣人的智慧，不会叫春秋的，会换另外的视角，可能会叫天空，或海洋什么的。
二、冬夏两季表层的东西多，春秋两季深层的变化多，不确定因素多。物如此，人和社会亦如此。
三、春天是播种，是开始，是动机。孔子很看重动机，他在《论语·为政》里说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与政治貌似不相关，但有一个关键处是相通的，就是“思无邪”。心术要正，动机要纯，出发点要端庄。秋天是收获，是结果。从动机里看居心，在结果中察得失。一个朝代是怎么拉开帷幕的？又是怎么谢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蕴藏其中的东西才是这个朝代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用刘知几《史通》里的话说，“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俱”，乱臣贼子所惧的，正是“春秋”笔法，明察秋毫，微言大义。
四、依农历天时，冬夏叫至，春秋称分，老话叫“日夜分”。分是分明，指的是昼夜平分，白天和黑夜基本持平。审视历史要一碗水端平，要公允，不能挟私用假。“临流无限澄清志，驱却邪螭净海波。”
五、上边写的四款，都是我的瞎琢磨。据王力先生考据，西周早期，再溯以前，一年只分春秋二时，讲春秋，就意味着全年。郑玄笺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为“春秋犹言四时也”。
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温故讲究读史方法，温这个词用得恰当。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对，是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
我们的历史不太好读的原因，有两点最具中国特色。一、历史是断代的。二、既有帝王术，还有宰相术，两条线索并行，却不是双轨制，是连体的两个人，既互动，也互相牵扯。
止于清朝，中国有两种国家体制形态，一种是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简单的联邦制——分封建国。周朝鼎盛的时候，有近八百个“加盟共和国”。还有一种就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这两种国家体制形态都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开创的，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这个“大”字，陕西这片土地还是承受得住的。但秦朝以降，二十几个朝代的更替不是禅让，不是竞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淘汰，而是革命，是流血牺牲，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打碎了之后重建。这是中国历史被称作断代史的原因。读历史读到断裂地带要小心，要提高警惕，要记住两句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革命年代是以胜负论英雄的，基本不管青红皂白。
中国的皇帝，因为是家庭承包制，业务水平差距比较大，像抛物线，高和低的落差很悬殊。但中国的宰相们，基本保持在一条相对高的水准线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别在业务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别不在业务能力，而是心态、心地和心术。
政治里的好和劣是复杂的，心态、心地、心术更复杂，正是这些，愁煞着史官，但也彰显着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
信的视角
有三个常用语，都是臧否人事的，排在一起看，挺有意思。“不三不四”“人五人六”“乱七八糟”。
不三不四，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没规矩。依南怀瑾先生的理解，易的卦理有六爻，初爻二爻喻地，三爻四爻喻人，五爻和上爻喻天。不三不四，就是不太会做人，做事情不守人的规矩。
人五人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空有五脏六腑。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五脏六腑是人的核心内存，各司其职，各有其责。人五人六的含义是内存完好，但不正常工作。用坊间的大实话说，叫吃人饭，不屙人屎。另一种说法是五常和六艺表面化，徒具虚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六艺是西周时候的学校（庠序）开设的六门功课，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马）、书（识字）、数（计算）。六艺在以前泛指人的基本才能。
乱七八糟，解释起来要麻烦一些。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天癸”是男女的基本东西，“天癸至”，就是男女成人了，可行天伦，有了生儿育女的功能。女孩子十四岁，男孩子十六岁，如果天癸未至，该来的不来，就是乱七八糟。七和八，还是中国人传统生活里的大数字。七是神秘的，密切联系着人的生和死。胎儿在宫中孕育，七天一个变化，这是被现代科学证明了的，如今妇产科医生给孕妇写诊断书，也是以周计算。人命归天，死后要“祭七”。亡人撒手人寰，走上不归路，也是七天一个行程。从死的那天算起，每七天祭奠一次，“头七”“三七”“五七”，依坊间的“老理儿”要重祭。“七七”叫“满七”，也叫“断七”，指亡人已过奈何桥，和人间尘缘已然了断。七，影响着一个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八，也陪伴着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一个人才出生就有了生辰八字，八字是中国人的人生观。《易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经典，用八种自然神态解释世界的构成，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是中国人最早的世界观。在上古混沌不太开化的年月里，能有这样的世界观，我们的老祖宗实在是了不起。以前科举考试作八股文，有文采叫才高八斗，有城府叫四平八稳，处事圆滑叫八面玲珑，人生得志会威风八面，生活不顺叫倒八辈子霉，与人疏远叫八竿子打不着。中国人过去使用的老秤是十六进制，半斤是八两。七和八里，有自然科学，也隐着生命科学。一个人的生物钟，也因循着这个规律，女子以七计数，男子以八计数。女子长到28至35岁，男子长到32岁至40岁，就到了生理的高峰值，再以后，就一点一点走下坡路。男和女到了56岁那个节点，生理上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男子是阳，阴开始增加了，一个男人以前不管怎么满世界跑，56岁开始就懒得动弹了，喜欢闷在家里。相对应着看，女子56岁以后，阳气升腾，晚上和早晨，去看在公园里扭秧歌的人，女性是占多数的。七和八不能乱，如果乱套了，就没法收拾了。
中国人的生活里，还有一个核心字——信。信是传统价值观，人与人之间被“信”沟通着。臣子的最大心愿是取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想的也是如何取信于民。说一个人不三不四、人五人六，是说一个人活得没有了信誉。乱七八糟更糟糕，是失了天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近乎义”。这是孔子对信的态度，一个人活在世上要立信守信。佛门站在另外的视角说信：“信有是有，信无是无。”心诚则灵，指的是要持有信心。还有一个词叫信根，信根有五个字：“信、进、念、定、慧。”没有信，不能精进，不精进则无念，不念不定，不定不慧。《华严经》里说：“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
信本是简单的，因为被不断地转换视角，就复杂化了。
老百姓过日子看重的是言而有信，做事情是“靠谱”，还是“离谱”。有一段民间逸事，讲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后，家里巨大的保险柜谁也打不开。一个中纪委官员见多识广，说这是极品声控密码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专案组成员轮流测试，“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天保佑，百事平安”等等，无奈屡试屡败，只好押解许宗衡过来。许市长对着保险柜，念念有词，字正腔圆：“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大开，里面满满当当一柜子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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