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第2/2页)事隔不久，鉴宁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二伯被抓的实况报道。保良几乎看傻了，电视画面里，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和公安干警，将那座百万豪庭大酒楼严密包围。二伯过生日的大厅里，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双手抱头，在武警的弹压之下，黑压压地蹲了一片。电视镜头扫过了权三枪和权虎的脸，还扫过了其他一些保良熟悉的脸。那些脸或镇定或张皇或灰败如土……二伯被押上警车的镜头作为这则新闻的最后收尾，只照了一个侧面，看不出平时一向豪爽威风的二伯，此时究竟是何嘴脸。
电视里，姐姐没有出现。虽然父亲说过，公安武警在百万豪庭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也在场。
事隔不久，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准备搬家吧。”
母亲问：“搬家，搬哪去？”
父亲没有说话，进了卧室便把书柜里的书全都搬了出来，他喊保良：“保良，你去把储藏室的纸箱子拿来！”
事隔很久，保良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辞去公安学校的职务到百万公司下海从商，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安机关早就察觉百万公司有黑社会组织的苗头，苦于没有得力证据。百万公司的上下骨干，都是二伯的亲信，可算铁板一块。适逢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要求公安部门对百万公司非法集资的情况展开调查，鉴宁公安局才决定两案并为一案，并且动员老刑侦干部陆为国利用与二伯的关系，打入百万公司搜集证据。保良还能记得起来，最初来和父亲交待这项任务的，肯定是那位于叔叔了。他甚至还能记起在进入百万公司的前后几天，父亲每天都阴沉着脸，二伯毕竟是他几十年前就认下的哥哥，两人感情一向不薄。但父亲也毕竟受警察机关多年的思想熏陶和纪律训练，又何况军令如山，国法难撼，父亲只有接受任务，孤身赴险。
事隔很久，父亲说过，早在百万公司最终覆灭的十个月前，公安机关就决定收网结案。抓捕二伯及其同党的方案和时间都已确定，一应证据材料和申请逮捕的报告均已呈送检察机关待批。抓捕行动的警力也已进入状态，令出即发。姐姐就是在那个节骨点上，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并提出了与权虎结婚的要求，父亲不得不在于叔叔的协助下，将姐姐骗到省城软禁，本以为几天之后权家被端，他的用意姐姐自会了然。没想到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材料时认为，侦查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据尚嫌片面，一旦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遇到抵抗，有可能无法完全印证对他们的指控，因此建议暂不收网，建议办案干警细之又细，再查再探。接下来就发生了姐姐跳楼逃回鉴宁的一幕，发生了姐姐与权虎秘密结婚，并且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控制的事变。
父亲无法控制这一切，皆因他不能说出他反对这门亲事的真正理由，他不能明着告诉女儿，这门亲事将给她带来一生的麻烦与悲哀，他只有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借口，“粗**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试图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但无效。不但无效，也彻底恶化了他和姐姐的关系，疏离了他们的情感。姐姐和父亲一样，在外面一切能忍，在家里，自尊心则强烈得不容侵犯。
十个月后，悲剧再现。巧得不能再巧，公安机关依靠父亲的努力，终于人证物证齐全，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在二伯五十五岁大宴群臣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拿下。就在抓捕行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紧要关头，姐姐带着她不该生出的孩子，出现在父亲与二伯之间！
二伯出事是出在秋天，保良跟着父母从那条住了多年的小巷里搬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黄遍。
他们不仅搬出了那幢虽大却旧的房子，搬出了那条虽短却窄的巷子，而且，保良没想到的，他们居然搬出了他和他的父母，和他们陆家世世代代出生、长大，直至衰老死亡的鉴宁，搬到远在几百里地以外的省城来了。
挺大的家，最后拉到火车站时，只装了一辆卡车，破旧过时的桌椅柜子全都处理掉了，带走的只是父亲的书籍和全家要用的衣服被褥。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电脑也没有带走，父亲把它作为赃物上交给了公安机关。
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像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衔，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
保良家的新居，就是省公安学院分给父亲的宿舍，是刚刚盖好的一个小院，比他家在鉴宁的那个院子还大，而且煤气暖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切应有尽有。屋里装修得也挺讲究，家具也都在省城选样新买。这个院子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一切都是簇新的。在这个簇新院落的背后，就是云岭公园的万顷绿荫，而出门行之不远，又是生活方便的闹市，各类商铺一应俱全。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像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大法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正义与邪恶，亲情与爱情，情义与法律，忠诚与背叛，这一场灵魂搏杀的战争，至此烟飞灰灭，正果而终。
之后，保良和父母就在他们那个舒适的院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生活既平静安宁，又有那么一点点压抑，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枯燥和沉闷。
父亲每天上班下班，保良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每天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但保良看得出来，父亲母亲的心里，安定得并不那么由衷。
父亲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回到寂寞中来。那份公安学院的工作，并非他的人生理想，无法焕发斗志激情。保良不知道父亲上班时是个什么模样，而父亲下班回家的状态，则显得老态龙钟，只有在饭前饭后对保良进行教导训诫时，父亲眼中才能偶尔闪过一丝激越的光芒。他老是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保良，我跟我们学院的刘院长讲好了，只要你的高考成绩一过线，学院一定收你。爸爸把道路都给你铺平了，你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父亲经常说到的，还有一句：保良，爸爸在警界这么多年，立功受奖，人家都当爸爸是个英雄。咱们虎门无犬子，你一定要超过爸爸才行！
姐姐不在了，父亲的希望更是集中在保良身上。姐姐留给父亲的，只有心痛。父亲要在保良身上，找回自己的笑容。
搬到省城后，父亲给保良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台电脑，比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并不差到哪去。只要是保良学习上的需要，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何况电脑本来就是保良曾经拥有的东西。
在家里，父亲不许保良，也不许母亲，再提过去的事情，甚至不许他们提到姐姐的名字。但父亲自己有时却提，他说姐姐是咎由自取！
其实保良知道，姐姐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山。
保良后来想过，父亲在功成名就之后，难道没有一点英雄气短的隐痛？他会不会想到二伯？二伯是他少年时磕头结拜的兄弟，他们曾经端着一碗鸡血酒许下铮铮誓言：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几十年后，二伯死于父亲之手，二伯的儿子权虎，也不知流落何方，还包括已经成了二伯儿媳的姐姐。
如果说，姐姐是陆家每个人心里的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山已经把母亲的脊背压弯。如果说，搬到省城后父亲的身体状况维持不变，那么母亲则突然变得百病丛生，变得弱不禁风了。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风湿症、哮喘症，她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比父亲还要苍老，还要沉闷。母亲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几乎听不到她的一丝声音。
母亲的沉默把这个家弄得彻底压抑，最难承受的倒不是保良，而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因为母亲与保良之间，还有个三言两语，与父亲之间，则连眼神都很少传递，饭好了也是让保良去喊父亲：叫你爸吃饭。保良不在时，母亲就把饭摆在桌上，让父亲自己看见自己坐下来吃。父亲要问：你怎么不吃？母亲就说：不饿。或者就说：在厨房吃过了。搬到省城以后，逢年过节，或母亲过生日，或不逢年过节不过生日，父亲常常给母亲买些衣服或其他礼物，还给母亲买过补品。但后来发现，那些衣服母亲始终没有穿过，补品也一直放到过期。后来，父亲也就不再买了。
常常，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才会克制着哮喘，对保良说道：保良，你能帮妈妈找找你姐吗，你姐从小很疼你的。
保良说：我知道。
可保良又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天，非节非年，母亲一大早就很反常地把那只从娘家带来的耳环戴上了。父亲上班前奇怪地问：好大年纪了，怎么今天爱打扮了？母亲说：好久不戴了，戴上看看。父亲说：那一只呢，怎么只戴一边？母亲说：那一只找不见了。父亲说：找不见了？再好好找找，挺贵的东西可别丢了。母亲说：噢。
父亲走了。母亲看看盯着她的保良，用手摸了一下耳朵上的耳环，说：今天是你姐生日。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已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像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采。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耀祖光宗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