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第2/2页)

明代灭亡之后曾有不少学人痛批空泛、玄奥之学，顾炎武认为那种学风只能祸害神州社稷。朱舜水更是明确指出，明朝灭亡，实乃“中国士大夫之自取”。（《阳九述略》）
　　
　　惯于轻装简从的中华文化，一旦被压上重重包袱，一定步履艰难，直至气息奄奄。因此，那些包袱即使藏着不少好东西，也只能是死亡之兆。幸好，中华文化有明智的自省，总能在受苦受累之后把包袱卸除，舒一口气，揉一揉肩。
　　
　　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
　　
　　近年来，中华文化又被强加了一个更低劣的负荷，那就是不少人竭力夸大它的阴谋重量，并加以炫耀。无论是书籍、电视、讲座，总是密密层层的阴谋、陷阱、心计，却美其名曰智慧、高策、韬略。在国外经常遇到一些急于了解中华文化的人士，他们接触那些东西之后总是困惑：从皇上、宫女到平民都是浑身谋略，中国人怎么会阴险成这样？他们甚至说，目前流行于世的“*****”，一半来自不了解中国的政客，一半来自中国自己的传播。
　　
　　对此，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中国古代朝廷里确实会有不少阴谋，老是被下一代宫廷史官加油添醋、穿凿附会，但是这一切不管是真是假都与中国的广大民众无关。历史上广大民众多为文盲，连浏览一下这类记述都没有可能，因此不会受到影响。我说，中国人确实没有那么阴险，我自己早年长期在农村居住，深知中国农民几乎无人懂得阴谋，他们身上最常见的弊病，就是比较吝啬，不讲卫生，如此而已。农民**国古代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也可推知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负载那么沉重的阴谋文化。
　　
　　对中华文化，不管是艰深化的加重还是阴谋化的加重，都是一种伪造，因为它不是那样。近年来，据说很多地方都举办了收费高昂的“总裁国学班”，开课时拉上厚厚的窗帘，神秘莫测，不知里边在讲什么，却可以肯定，一定与中华文化基本无关。如果中华文化成了厚厚的窗帘所遮掩的沉重阴谋，它就来日无多了。
　　
　　死而体重，活而体轻。此间玄机，非独适合身体。这些年我在国内讲得最多的题目，是“为文化做减法”。我说：唯瘦身，方见筋骨；唯减重，方有生机。中华文化几千年走下来的生命脉络，切莫迷失了。为此，我特别写了一部《中国文脉》，希望能够带领读者穿过连篇累牍的文化赘余，去握住文化主脉。脉是生命所在，握住了，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六因：以德为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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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始终崇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般说来，崇德只关及文化的内容和品质，怎么会与长寿有关？
　　
　　是的，有关。
　　
　　我在《君子之道》一书中，解释了孔子、孟子所提倡的德是“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又把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也归入了德的范畴。这一些仁德标准，只需提起，就能让天下人眼睛一亮、心生温暖，极大地提升人们对人类的信心，对生存的乐观，使大家活得更好、更久，也就是古语所说的“仁者寿”。我今天要进一步说明，中华文化也像人一样，由于崇德而长寿。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做另类设想：中华文化如果不是以德为帜，会以什么替代？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说，除了道德的旗帜，还可以有智谋的旗帜和气力的旗帜。韩非子认为，讲道德的年月已经过去，讲智慧的年月还在继续，眼下时兴的是讲气力，凭着气力追利益。
　　
　　韩非子不同于孔子、孟子他们，并不特别看重道德。他认为古人讲道德，是因为那时人口很少，构不成竞争。后来人口一多，竞争不得不产生，只得讲智谋了。竞争得再激烈一点儿，讲智谋也来不及了，只能拼气力。这种历史观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勾画了一个由善至恶的三级台阶，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但是，他讲的这三面旗帜、三种价值、三类追求，却可成为我们透析中华文化的视角。
　　
　　智谋，与前面提到过的阴谋不同，确实可以成为道德之外的另一种号召。当代有人分析，中华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可见，早在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哲人已经触及了德、智之间的艰难选择。
　　
　　智性文化后来在西方发展成了科学思维，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折射出了中华文化的弱点。但是，文化的先进性和恒久性并不是一件事，文化的实用性和感召性也不是一件事。就一种文化的恒久性而言，德性文化的时间长度一定会超过智性文化。
　　
　　智性文化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虽然令人称道，却是相对的，往往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当智性继续推进，原有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必然会被超越而黯然失色。在这种情况下，智性只能催促人们继续低头探索，而不能像德性那样，吸引人们永远抬头仰望。
　　
　　至于韩非子所说的第三面旗帜——气力，那又降低了一个层次。把气力单独拉出来讲述，正说明它是一种摆脱道德、摆脱智谋后的存在。这种所谓气力，很像现在常说的“成功”，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成功”。这种气力，有可能让人惊惧，让人服从，却很难让人从心灵深处长久地佩服和尊敬。大家全都明白，气力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已经把他人比输，或即将把他人比输。这中间，极有可能带有道德瑕疵，也就是违背了“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兼爱、非攻”的原则。
　　
　　带有道德瑕疵的“成功”，很难持久。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常识，连普通人也懂得，只是不说出来罢了。祸福相依、凶吉互融、输赢无定的旋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全民预测。只有一种因素的出现，才能让旋转停息。这个因素，就是德。也就是说，如果让气力服从于道德，让成功依附于大善，一切才可能改观，逆转才可能避免。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把气力和成功推入另一个价值系统，一个不以自身为目标的价值系统。
　　
　　德，为什么能使逆转停息、生机长存？因为它显示了从“人禽之分”开始的对人类最高标准的追求。感谢儒家，把这个最高标准设定得那么明确：“止于至善”。你看，一切逆转，面对至善也就停止了。
　　
　　如果要认真地阐释“止于至善”，那么，“止于”，提出了别无选择的精神终点，而“至善”，则提出了道德的终极标准。“至善”是“善良”的最高形态，面对整个天下，无所遗漏。后来，王阳明又为“至善”找到了每个人心底所埋藏的依据，那就是“良知”。这一来，由“至善”激发“良知”，由“良知”抵达“至善”，中华文化建立了一个比其他文化更明晰、更干净的道德构架，使中国人产生了长久的景仰、向往和追赶。历史的正能量，也都长久地朝着这个方向聚集。这是一个永远延续的过程，因此，中华文化的寿命也随之延续了。
　　
　　有人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还颇多污浊。这是确实的，但是对于这么庞大的群体而言，精神领域的“景深”会出现很多层面，终极标准和一般标准不可能合成一体。因此，以终极标准启迪一般标准的重任，需要很多文化人来长期承担。
　　
　　如果从深处看，中华民族只要遇到大灾大难，总会突然发现，多数民众至善勃发、良知未泯，常常连自己也感到吃惊。文化的使命，就是要透视心灵地窖里的集体潜藏。
　　
　　对于道德的终极标准，孔子觉得只有像北斗星这样的星辰才能比拟：永恒所在，且众星拱之。他在《论语·为政》中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展，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
　　
　　有两件事，让心灵永远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间的道德。
　　
　　孔子和康德，相距两千多年，各踞地球的另一半，语言系统差异极大，却以完全一样的比喻，说出了完全一样的意思。
　　
　　这种巧合，一是说明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动摇；二是说明不管时间和空间有多大的差异，道德的高度惊人一致。
　　
　　因此，谁也不必在他们所说的道德前面再做别的分割和限定，例如时代的限定、国别的限定、地域的限定、阶级的限定、风尚的限定等等。各种区别都会有，但在最高意义上，道德就是道德，星辰就是星辰，仰望就是仰望，永恒就是永恒。在这件崇高的大事上再动什么手脚，本身就很不道德。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不做这样的事；“止于至善”的皈属者，不做这样的事。
　　
　　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应该深感荣幸，由于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道德的旗帜，我们的文化靠近了星辰。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七因：中庸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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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中庸做最简单的解释，那么，中，是指中间值；庸，是指寻常态，因此也是指普通的延续态。
　　
　　不要小看了，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选择。
　　
　　往浅里说，这是一种办事方式。谋事，总要向前看；但要成事，则要回过头来看看比较正常的一般情形，设法找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可行的路，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路。要做到这样，就不应该扮演激烈，哗众取宠。
　　
　　往深里说，这是一种可喜的弹性哲学，一种灵活的松软状态，一种平静的两相妥协，一种灰色的世俗宽厚。
　　
　　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
　　
　　对于中庸，历来总是有人赞赏，有人鄙弃，此处且不做深论；我此刻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庸与时间的奇特姻缘。无数事实证明，有了中庸，就能拥有更多时间；反之，放弃中庸，则会让时间中断。
　　
　　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细察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正是中庸，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庸为何能避祸、避亡？原因是，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极有魅力，可惜时间不愿意与它站在一起。极端主义的口号响亮爽利，令人感动；极端主义者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上的好汉，浑身散发着英雄的光辉。因此，总是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崇拜者、死忠者，劝也劝不回。但是，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口号不是路标，好汉不是向导，悬崖不是大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其实已经无路，虽然还会闹腾一阵子，但事情已经结束，时间已经扭头。这就是响亮的短命，激烈的速朽。
　　
　　极端主义者不仅割断时间，而且也割断空间。他们迟早连追随者的劝告、建言、修正也无法容忍，把这些伙伴当作叛逆者一一驱逐，孤苦伶仃地坚守着越来越局促的“原教旨主义”。于是，空间的局促又加剧了时间的短促，覆灭不可避免。
　　
　　中庸与他们一比，总是那么平淡，那么家常，那么低调，引不来任何喝彩和欢呼。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但是，过不久，一条小路找到了，一种谅解达成了，一番口舌删掉了，一场恶斗让过了。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顺、快乐地活下去了。
　　
　　中华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信奉中庸。我在《君子之道》一书中介绍了古代经典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教导。这些教导深契大地人心，结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外来宗教，一与中华文化接触便减去了杀伐之气，增添了圆融风范。中国也有一些时段、一些人物受到极端主义之蛊，言行狂悖，却无改全民数千年的集体选择。数千年的集体选择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中庸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成了一种文化本能。
　　
　　为什么在各大文明间，只有中国能够全方位地实践中庸？说到底，这还是与农耕文明相关。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服从四季循环，深知世上难有真正的极端。冬天冷到极端，春色已开；夏天热到极端，秋风又起。这种“天人合一”的广泛体验经由《周易》提升，儒家总结，也就成为文化共识。《礼记》更是明确做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经典宣判，由此建立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准则。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学也都有过“中道”的理论，但是，只有中国，让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长久普及，成了一种谁也无法忽略的实践形态。
　　
　　我作为一个曾经长期研究世界艺术的学者，不能不指出，中庸在美的领域未必总是超过极端，至少是各有利弊吧。例如，当我面对中国古代戏剧中“悲、欢、离、合”的中庸结构，再对照古希腊悲剧在生命边涯上的极端呼号，就会把审美的心理天平偏向后者。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极品美学》一书的自序中做了说明。但是，对于安定百世社会，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的效能而言，中庸则利大于弊，而且肯定。
　　
　　应该说明，中华文化选择中庸，倒不是仅仅为了选择者本身的安全和长寿，而是有更广泛的关照。它会把那些站在悬崖边上的好汉拉回来，顺便也挽救了大量追随者。正因为此，孔子把中庸说成是最高道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中庸的话题，也会遇到一种最常见的疑问。例如那年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国文化精神，就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当场提问：“中庸避免了极端，寻找了可行，选择了安全，会不会阻碍了突破、创新和挑战，降低了文明的高度？”
　　
　　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以登山来破解。中庸并不反对登高，只是在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山道上，希望你尽量走到中间，把脚踏稳，而不要为了摄影，在悬崖边上摆弄姿态。当然，在登山前如果身体不太适应，中庸的原则也会建议你选择另一项运动。因此，中庸不是退缩，不是窝囊，也不是无为，而是希望你在人生的攀缘中寻找最好的山道。
　　
　　处于当代，世界上极端主义越演越烈。不少西方政客为了对付它们，采用的也往往是另一种极端主义即单边主义。结果，总是极端对极端，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化实行中庸、拒绝极端的千年本色，再度被唤醒。凭着这种千年本色，能不能说服极端主义？我信心不大，有信心的只有一项：中华文化的寿命，凭着越来越稀罕的中庸，还会长久延续。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特殊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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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具体项目，必须汇集各种导致长寿的原因，而且自己也颇为长寿，有时间陪着中华文化走过千年长途。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终于知道了，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
　　
　　正是科举制度，使中华文化的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因此，这是通向长寿的一个特殊门径。
　　
　　对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我曾写过长文《十万进士》，那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今天只想让大家发出一种惊叹：这是谁想出来的好点子呀，在那么宏大的文化生命工程中，居然发挥得如此齐备，又如此神奇？
　　
　　齐备到什么程度？神奇到什么程度？且听我略举几端。
　　
　　其一，其他重要文明的溃灭，首先溃灭于社会乱局。因此，即使仅仅为了文化，也要选取足够的社会管理人才。科举制度，便由此而生。选拔的是各级社会管理人才，却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其二，其他重大文明也曾在一代雄主的带领下建立过良好的管理系统，但是由于地域大，方位多，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选下属，时间一长，便产生近似“分封”的裂隙。而科举制度，则全国统一。以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这就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过来又保护了文化。
　　
　　其三，其他重大文明在建立管理系统之后却没有建立逐代选拔机制。几代之后，全都出现了管理人才的短缺，文明天地的荒芜。科举制度保证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断。这是中华文化保持有序延续、有效延续的重要原因。
　　
　　其四，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必须依靠丰沛的备考、应试资源。科举制对此创造了一个千年实践：在中国，不分地域，不分门庭，不分职业，不分贫富，只要是男性，都有资格参加选拔。在唐代，连外国人也能应试。这种全民动员，极大地强化了文化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
　　
　　第五，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就是青年男子。科举制度让全国这一群体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极为用功的备考人员、应试人员，而且很多人屡败屡考，终身应试。这就让社会大幅度地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安全在文化气氛中。
　　
　　第六，如此规模的考试，所出试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选择。科举考试越到后来越明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范围。这一来，全国千千万万青年男子，也就为了做官而日夜诵读儒家经典，诵读到滚瓜烂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初衷，只为个人前途，但结果是，那些儒家经典受到无数年轻生命的接力负载，变得生气勃勃。这可谓，经典滋养生命，生命滋养经典。后一种滋养，更是让经典永显青春血色，举世无双。
　　
　　第七，这么多由诵读经典而终于为官的书生，有没有能力参加社会管理？正巧，他们为了应试而天天诵读的，不是旷世玄学，不是古奥经文，不是隐士秘籍，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拿着这些大道理去做县令、太守，大致属于“专业对口”。于是，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举考试并不看重天才勃发、奇思妙想，而总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后来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这会让李白这样的稀世天才难以进入。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只是为了选拔官员，而不是诗人，因此这样的安排并无大错。官员将来要做什么？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有所创新也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那么，科举考试就是对行政模式的预示。李白不适合从事管理，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来非难科举。科举如果随兴而不刻板，那就长不了，结果也就无法辅佐中华文化走长路。
　　
　　第九，科举考试总体上公平严格，却也会有一些作弊、造假，史称“科场案”。由于这种案件直击吏治命脉和文化命脉，每次都酷刑严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民众由此明白：为官的入场券只是文化，不能夹杂其他关系；而这种文化入场券却很难获得，因此要作弊、造假；但是，文化上的作弊、造假，必然会付出生命代价。——这种系统认知，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对于官场伦理的奠基性价值，这在其他文明中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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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此九端，已经足以说明科举制度的齐备和神奇了吧？已经足以说明它对中华文化的长寿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了吧？
　　
　　确实，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不必怀疑，它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
　　
　　但是，由于一些科举考试失败的文人写了不少批判作品行世，它的名声渐渐受污。在考试内容上，后来它确实也跟不上自然科学和国际政治的迅猛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攻击的对象。似乎，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它。
　　
　　一九〇五年，经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上奏，慈禧太后批准，科举制度在存世一千三百年之后彻底废止。废止之时，异议不多，但在废止之后，渐渐出现了不少反思的声音。有的声音中，还包含着深深的后悔。
　　
　　梁启超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消灭；自此法行，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管制与官规》（1910年）
　　
　　孙中山说：
　　
　　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五权宪法讲演录》（1921年）
　　
　　钱穆说：
　　
　　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有过一千年以上根柢的考试制度，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清末人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铸成大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5年）
　　
　　这些人都不是保守派、复古派，却都在叹息，科举考试的废止太草率了。钱穆先生明确认为这个制度足以弥补西方政党选举的偏陷；梁启超先生甚至还在呼吁恢复这个制度。这个问题，已经大到触及政体，这儿无法细论了。但我相信，读者已经从我的简要讲述中明白，中华文化确实曾经拥有一个极为称职的好帮手。好帮手走了，但文化的肌体却留下了。这种肌体，看上去有点儿慌乱，但身子骨依然健硕。
　　
　　真该谢谢那个不知去了哪里的好帮手。
　　
　　五
　　
　　我总算把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缺漏，而且，在讲述正面效应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分析随之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悖论，这种两难，正是学术思考的斧钺，我在《中国文脉》、《文化之痛》等书籍中已经有过探索，相信会有很多年轻学者继续挖掘下去。
　　
　　即使暂时省略了负面，那么，中华文化以往的正面业绩也无法让我们扬扬自得。相反，倒是成了检验今天一切作为的最严苛标准。或者说，伟大的昨天向今天发出了伟大的指令。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的昨天，以及它的世界意义。
　　
　　我说过，由于近两百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倾向。这种质疑，大家可以从我的《北大授课》一书中读到。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却是一个世界课题，只不过正好与中国的昨天有关。
　　
　　无论如何，回到我们讲述的原点，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中断地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奇迹，是必须做的。
　　
　　即使我不是中国人，也不会放弃这个“必须”。
　　
　　接下来的“必须”，就是我目前着手在做的事情了：研究中华文化成为唯一奇迹的原因。
　　
　　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项国际工程。如果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样的成果，那就必须成为世界课本。
　　
　　世界课本？是不是口气太大了一点儿？
　　
　　我的回答是：不大。
　　
　　请看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创造、突破进入了各国科教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又有多少战争、灾难、自救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那么，明明活生生地存在着唯一长寿的文化奇迹，而且是包含着无数发明、创造、突破、战争、灾难、自救的文化奇迹，为什么都熟视无睹？
　　
　　最善良的理由只有一个：研究还刚刚开始。
　　
　　值得高兴的是，熟视无睹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华文化集中。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我应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发表演讲，讲题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生命力”。我还没有开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像往常一样，这天联合国大厦在召开很多会议；也像往常一样，很多会议大厅里听的人很少，即使来了几个****也依然冷冷清清。但是，在我的演讲厅里，却人头济济，人满为患，晚来的听众只能站在过道上听。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名字，而是因为我的讲题。
　　
　　更有趣的是，那天的联合国总部网站，把我的演讲列为第一新闻。世界上正发生着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各国政要正飞来飞去忙着处理，那都是最重大的国际新闻，怎么会被一场文化演讲压住了？
　　
　　原因只在于，讲的是中华文化，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却又很想知道的中华文化。
　　
　　那么多人，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那么迫切。他们带有很多疑问，等待着解答。
　　
　　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华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等待、追问了。
　　
　　逃不过就不逃。我，守在这里。
　　
　　我相信会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
　　
　　那就不要着急。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
　　
　　不管到哪一代，中华文化，总在。
　　
　　（主要内容取自2013年10月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演讲；2015年4月整理修改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中华读本》七卷将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