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二十七 (第2/2页)保良这次到青平山来，给权虎带了三百元钱，以雷雷的名义交给了管教干部。权虎本来已经止住了哭泣，听雷雷说他给爸爸带钱来了，又一次泣不成声。保良隔着玻璃看他哽咽着和雷雷说话，说的什么听不见的。他说，雷雷听，听一阵就点一下头。保良远远地站在雷雷身后，心里胡乱猜测着父子交谈的内容。
这次单独会见，是受警察之邀而来，时间因此放得比较宽松。权虎和雷雷谈了二十分钟，又让雷雷叫保良过去，表示和保良有话要说。雷雷脸上拖着两行泪痕回头，叫舅舅过去，保良就过去了，坐下来接了通话机的话筒。
他此时面对的，是他的姐夫，是雷雷的生父，是他的仇人，是把他一家拆散揉碎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祸首。在权虎眼中，他无疑也是同样，是妻子的弟弟，是儿子的舅舅，是仇人的后代，是杀死挚友并带着警察把他绳之以法让他终生为囚的不共戴天的死敌！
但现在，他是他儿子的监护人，扶养者，他将和他的儿子，长久地共同生活……
保良坐在权虎的对面，把话筒贴在耳边，他和权虎彼此对视，他并不打算首先开口。他猜不出权虎一动不动的赤红的眼睛，究竟是冰冷还是灼热。
“保良……”
权虎哭哑的嗓子倍显苍老，但保良仍然从那似曾相识的音节中，听到十多年前权虎第一次到他家来找姐姐的时候，叫他名字的那份亲熟，那亲熟的感觉让保良猝然不知如何回应，是该叫他一声姐夫还是直呼其名。
保良支吾了一下，张了嘴却没叫出声音。他尚未来得及露出尴尬，权虎的态度已经让他吃惊。
权虎说：“谢谢你。”
权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保良表示感谢，保良不知道这一声简简单单的谢字，在权陆两家十年恩仇尘埃落定的今天，是否意味是相逢一笑，干戈玉帛？
但权虎的脸上，并无一丝笑容，他的声音，通过有线话筒的传导，多少有些失真，以至他的眼神和话语，包括刚才那声谢谢，都随之真伪难辨，虚实不清。
“雷雷就托给你了，你是他的亲舅舅，他的血管里，也流着你们陆家的血。我相信你会对他好的。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
保良浑身血液加速，从他九岁开始直到现在，这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爱恨，所有欢乐悲伤，所有必须铭记于心的历史时刻，都在此时此间，从朦胧的眼前，无序地涌过。他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成熟老练，已经是一个经风历雨的沉稳的壮年。
他对权虎说道：“什么事，你说吧。”
“你别让雷雷忘了……他还有个爸爸。”
这个要求如此简单，如此合乎自然，甚至，如此令人可怜。但这个要求对保良来说，对他今后的生活来说，可以料想，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但这个要求保良无法拒绝，他冲权虎点了一下头，对他说道：“我会的，我会带你的儿子雷雷，定期过来看你。如果你今后在这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儿子雷雷会帮助你的。”
权虎也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眼里淌下了感动的泪水。保良看得出的，那笑容是真的，那眼泪也是真的。
“谢谢你……”权虎的哽咽，也是真的，“我这一辈子，都会谢谢你的……”
他这一辈子，都将在这个高墙电网的牢狱中度过，从现在的年轻精壮，一直到将来白发苍苍。他这一辈子，如果还会有人一直爱他，并且让这份爱陪伴他到老到死，那么这份爱只能出自一个人的心里，那就是雷雷。
保良平静地说：“你不用谢，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从青平山回来的第一个雨天，大概也是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雨天，保良接到了省女子监狱的正式通知，他的姐姐已获准离开监狱，保外就医。
保良冒雨独自去了他曾经去过的那个小镇，在位于镇西的女子监狱的铁门之外，迎接步履艰难的姐姐出来。姐姐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保良从涪水姐姐家中取来送到看守所的那件秋装外套。季节已是秋末冬初，姐姐的外套里面，虽然套了好几件外衣内衣，但秋风秋雨的阴潮，还是让姐姐瑟瑟发抖，也将她的病状凸现无遗。
在回省城的公共汽车上，保良始终把姐姐搂在怀里，从他十四岁以后，他和姐姐还从来没有这样相依相亲。他知道在这条秋雨泥泞的路上，姐姐一定需要他胸前的灼热，一定需要他有力的臂膀。
车到省城时姐姐睡着了。
保良推醒姐姐，扶她下车。
保良看到，姐姐醒后双目呆滞，举步蹒跚。
姐姐是被保良背回家的，保良一只手还要拎着姐姐带出监狱的一包衣物，他背着姐姐在他住地的派出所登记后回家的路上，已经有些体力不支，因此他不得不在往八楼爬的时候，中途休息了两次。而姐姐似乎对这幢她将在此将养的楼房，甚至对这座与监狱天壤有别的城市，都缺乏应有的兴奋与好奇。
傍晚，雷雷回来了。他自己用钥匙开门，一进门先进厨房，给正在做饭的保良看老师批在他作业本上的评语。当然，那是夸奖的评语。保良看后也夸奖了雷雷几句，然后揽着雷雷的肩膀一起走出厨房，走进卧室。于是，雷雷在卧室的床上，看见了他的母亲。
雷雷并不知道母亲今天回家。
和保良预想的情形不同，雷雷与床上的母亲只是彼此呆呆地对视，并没有互相扑向对方抱头痛哭。保良推推雷雷的后背：“雷雷，你不认识妈妈啦？”雷雷没动，他也许对床上躺着的这个女人，真的感到陌生。
保良也感到陌生，姐姐在他十四岁离家出走那年，有多么青春美貌。多年以后，保良第一次在涪水重新见到的姐姐，竟是那样虚弱苍老，而现在床上躺着的姐姐，只剩了一副枯萎的躯壳，一张蜡黄的面皮，一口游丝般的气息，一双虽然睁着但了无光泽的眼眸。
“雷雷……”
姐姐的嘴唇微微开合，发出似有似无的一缕气喘，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来，想让她的儿子近前。
保良推着雷雷的双肩，让他靠近自己的母亲。雷雷听话地让母亲拉住手臂，在保良的催促下叫了一声“妈妈”，叫完之后，雷雷没哭。
也许他是被母亲的样子惊吓住了，这与他印象中的母亲极为不同。也许他还没有完全适应家里的床上，忽然多了一个如此难看的面容。
姐姐也同样没有流泪，她的眼睛看去已彻底干涸，脸上倒是挂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笑得非常疲惫，非常凄凉。
第二天保良请了假带姐姐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姐姐确实患有多种疾病——严重贫血，内分泌失调，心律不齐……最严重的还是风湿。和上次在涪水看病一样，医生要求病人住院治疗，但保良一问大致的费用，只好取了些药，背着姐姐又回来了。
第二天保良上班，分别找了酒店工会和人事部的相关领导，说了姐姐的情况，问单位有无政策可以给些困难补助或者预支工资，以后按月分摊倒扣。他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痛不痒的官话——政策暂时没有，但你这情况，我们可以向上面汇报，上面要是研究出什么意见，我们尽快向你转达……
保良思来想去，无可奈何。他在夜市广场的那份工作，因为天气冷了，夜市管理处已经告知他做到月底即停，等到来年春天再说。但看来他已经等不到月底，姐姐病在床上，雷雷年纪又小，饮食起居都要照顾，他如果继续去做那份活体雕塑的兼职，不仅时间，而且体力，都难以兼顾。想到下午保良再次请假，他先给夜市管理处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现在的难处，请求准许从今天开始不再上工。管理处的人也理解他的困难，确实属于事起突然，对他未按合同规定提前一周请辞，表示不会追究，还表示来年春天他要是对这份工作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和他们联系，态度诚恳而又宽容。
打完这个电话，保良拨通了刘存亮的手机。
也许刘存亮这一阵学做生意真的修炼了头脑，保良刚刚叹息两句他就先发制人唱开了苦经，说有一批服装砸在手里，要不赶紧周转出去，他只有去找根绳子再去找一棵歪脖树了。他居然还求保良替他找找关系看看谁有兴趣接下这批货来，价钱好说。他说保良你在东富大酒店工作肯定认识不少来来往往的有钱客人，你一定帮我打听打听，一定帮我打听打听……
保良无言以对，搞不清刘存亮是真的面临生死存亡，还是一种巧妙的推托。
挂了刘存亮的电话，保良又拨打李臣的手机。他这些年认识的同学同事，关系虽然都好，但没有私人往来，伸手借钱这种事情，只有从小磕过头的兄弟之间，才不显得冒昧滑稽。
李臣在电话里像是刚醒，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问：“谁的电话？”李臣先答一句：“我弟！”才和保良寒暄。保良不多啰嗦，开宗明义：“李臣，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救我姐一命！”
李臣先问了保良姐姐的情况，然后表示万分同情，接下来他说了他的苦衷：“不是我见死不救兄弟，上次彩票挣的那笔钱我爸爸开餐馆全都用了，结果餐馆是开了可是光赔不赚，要不我怎么又回来找工作呢。工作到现在还没找到，我手头的钱也花光了。保良我这人和刘存亮不一样你都知道，我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爽爽快快……”
保良其实也知道自己病急乱投医，也知道兄弟各自谋生，借钱这事万难开口，开口也是白开。而且谁都了解他日常的那点收入，借了钱不偷不抢拿什么来还？所以难怪兄弟们王顾左右，乱找借口。
挂了李臣的电话，保良呆愣了半天，忽然拔脚就走。
保良走上了大街，搭上了出城的公共汽车。
保良以前来到武警的这个训练基地，不是春天就是夏天，山垄上万木皆绿，水田里映着白云，晴天时也有片片浮雾在山脊间缓缓移动，从车窗远远望去，眼里总是一派生机。
但此番再来这里，已是深秋叶黄的时节，梯田里干涸无物，山野间寒气逼人。基地门口站岗的士兵换了秋装也换了生人，盘问保良半天也没让进。电话打进去很久，才从里面出来一位军官，那军官倒还记起保良，还能热情寒暄，问明保良来意，才告知保良他的父亲早已搬走，早就不在这里了。
“冬天快到了，山里太冷，老年人住在这里不适宜啦。”军官操着上海口音埋怨保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这么远的路不要白跑嘛。”
保良的心和山里的风一样冷，他吸着气问：“我父亲……您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这个不晓得，省公安厅老干处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他就搬走了，那天好像是有人过来帮他搬走的。”
保良愣愣地：“老干处？”
保良此行的路上，预想了很多结局。父亲是不准他再来的，但他又来了。他是来求父亲挽救姐姐，姐姐毕竟还姓陆，她病到这个地步，作为父亲应当救她，应当给她一条生路。他想父亲会拒绝吗？过去的仇恨，难道会把人心变得像铁一样坚硬？
保良更愿意相信，父亲终会伸出援手。父亲一生个性强硬，如果你强势相逼，他必然以牙还牙，如果你弱势相求，甚至临死呼救，他一定会施以怜悯，尽到责任。
成败保良都已想过，唯独没想到的是，父亲已经走了。
回城的路上，天黑了下来，出了山换车进城变得比较艰难。来时乘坐的那路公交车天黑后就见不到了。保良便拦了一辆私营的小公共汽车，车上又挤又脏，而且比国营的公交车要贵。
上了这辆车没走多远，就在一个路口被几个穿制服的公路缉查拦住。缉查人员上车一看，马上抄了这辆车的牌子。保良听司机跟他们争来吵去辩了半天，才知道这次查的就是超载。
这辆车确实超载。
车被抄了牌子，又开票罚款，肯定是不能继续往前开了。缉查们罚完钱后说你们要开也可以，三分之一的乘客必须下来。司机一脸气恼，把车停在路边，说什么也不开了，乘客有求的有骂的，司机一概充耳不闻。保良心急如焚，不知姐姐和雷雷在家饿着肚子见不到他该是怎样的情景。公路上又有车子路过，有乘客跑过去扬手拦车。保良找售票员要求退回车钱，售票员开始不退，后又说只退三分之一，保良和他各说各理，直至争吵起来。那司机正有一腔无名火无处发散，上来揪住保良粗口骂街，保良这些天聚积心中的所有焦灼，也突然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在对方恃众拉拉扯扯你推我搡之际，保良控制不住手上用力，将那司机和售票员抡倒在地。车上的乘客中有司机的几个熟人，上来劝架并责问保良。司机从地上爬起来疯狂反扑，保良被劝偏架的人拉着难施拳脚，脸上徒挨几下，鼻血流了一嘴。他奋力甩开那几个乘客，和司机售票员打成一团，在混战中保良知道对方至少有三个人上了手，他无论身后挨了多少拳脚，只把攻击的目标对准那个司机。他的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奏效，那司机终于被他打得滚在路边。打倒司机后保良又集中全力回身打那个售票员，那小子年龄和保良差不多少，但瘦弱力小，招架几下便落荒而逃，他一逃其他人也都且战且退。保良身上和脸上沾满灰土鲜血，从伤势看似乎最重，从结局看则大获全胜。
尚未走远的缉查人员呼来了110警车，把打架的和愿意作证的全都拉上车子，拉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处理问题。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得出的结论，是保良寻衅滋事好勇斗狠。民警来找保良谈话，说这事你是主要责任，你是愿意赔人家医药费损失费调解解决啊，还是愿意拘留十五天罚款处理啊？
保良昂着头说：“我都不愿意！”
警察被顶得直吸气：“嘿！”
保良要求给省公安厅老干处打个电话，民警恼了：你别找人，找人没用！你认识省公安厅的是不是？没用！有本事你找公安部长给我们这儿打个电话，我接了电话，我告诉你，我也放不了人！
保良说：我不是让他们过来捞我，我是让他们上我家去，我家有一个下不了床的病人还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没人管，我有多大错不能让他们饿死病死！
这话把警察说愣了。
为了避免麻烦，警察在问清保良的情况之后，又查验了他的身份证件，登记了他的单位地址和家庭住址，就先把保良放了。
保良在公路上走了一个小时才拦到了另一辆小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车子看见保良脸上的血迹都不敢停车搭载。他回到家往八楼爬时坐在楼梯上休息了两次，每次只要一坐下就再也不想起来。
用钥匙打开家门前保良下意识地抬腕看表，才想起手表在打架时不知飞落到哪里去了。其实他不用看表也知道此时已近午夜，他进门看见卧室里亮着灯心就放了一半。他跌跌撞撞冲进去看见了姐姐和雷雷，姐姐躺在床上歪过头来看着保良，雷雷坐在床边，脸上挂满肮脏的泪痕。保良看见他们平安无事不知该哭该笑，倒是雷雷最先开口高兴地叫出了声音：
“舅舅！”